基本案情

申请人张某拟向被申请人甲公司购置汽车，明确表达了选购A型号汽车的意愿，甲公司销售人员李某虽推荐有优惠活动的B型号汽车，但张某未予接受。洽谈期间，李某向张某出具《销售洽谈表》，明确记载购买车型为“A型号”、外观“黑色”、净车价格15万元，并载明赠送相关礼包。随后，双方签署《购车合同》，合同中手写记载车辆型号为“B型号”，同时标注外观“黑色”、净车价格15万元；张某通过甲公司购车App提交的《购车订单》则显示订购车型为“A 型号”，合同总价153000元，张某当日线上支付订金5000元。

后续张某浏览购车App时发现，原“A型号汽车”订单存在一条变更记录，变更后车型改为“B型号汽车”，原订单显示“交易关闭”状态。张某认为甲公司构成整车车型欺诈，遂提出仲裁请求：1.撤销案涉《购车合同》；2.要求甲公司返还已支付的购车款23000元；3.要求甲公司按购车款三倍赔偿459000元。

被申请人甲公司辩称：张某明知并自愿购买B型号汽车，公司已尽合理告知义务，无隐瞒或提供错误信息的行为，不构成欺诈；《购车合同》明确约定车型为B型号，已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；张某仅支付首付款23000元，购车合同未履行完毕，消费行为尚未完成，不应适用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的三倍赔偿规定；张某的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请求驳回其全部仲裁请求。

仲裁庭意见

（一）核心争议焦点分析

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申请人张某的真实购车意愿是“A 型号”还是“B 型号”，以及被申请人甲公司是否构成消费欺诈。张某真实购车意愿的认定，自然人的主观意愿需通过客观外在行为综合判断，结合本案购车全流程的事实证据，仲裁庭认定张某真实意愿为购买“A 型号”汽车，具体依据如下：

张某是在甲公司告知“A型号团购会”后参与试驾，虽试驾车型为B型号，但试驾后未表露购买意向，表明其已对两款车型进行比较并倾向A型号。

张某再次到店时，甲公司提供的《车辆销售价格表》仅记载“A 型号”指导价15万元，与《销售洽谈表》记载的净车价格一致。

《购车合同》中手写的“B 型号”字迹潦草、位置边缘、难以辨认，张某存在签署时未注意的合理可能；而同期张某通过购车App提交的《购车订单》及向银行申请分期贷款的“预授信审核”页面，均清晰记载车型为“A 型号”，张某对此未提出异议，进一步印证其购车意愿为“A 型号”。

张某发现App订单被擅自变更为“B 型号”后，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向甲公司提出异议，该即时反应表明其对A、B型号有充分了解，真实意愿为购买“A 型号”。甲公司是否构成消费欺诈，仲裁庭依据《民法典总则编解释》第二十一条及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，结合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（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、相对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、二者存在因果关系），分析认为：

甲公司作为专业汽车销售商，对车辆型号、版本具有更强的辨别能力，且掌握购车App的后台控制权限。张某签署《购车合同》（型号约定模糊）与App下单（明确A 型号）存在矛盾时，甲公司未及时提醒或核实，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。张某验车时，案涉车辆已特定化（制造年月2024年1月），甲公司依据车辆信息理应知晓该车辆为B型号（老款），而非2024年3月上市的A型号，但甲公司未如实告知该关键信息。若甲公司如实披露验车车辆为B 型号，结合张某的真实购车意愿，其必然会提出异议或拒绝验车；正是甲公司的隐瞒行为，导致张某基于“所验车辆为A 型号”的错误认识，作出验车合格的意思表示并支付首付款23000元，二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。

甲公司擅自变更App 订单型号，且未告知张某，其关于“系统自动修订”的辩解与订单变更事实矛盾，进一步印证其主观过错。

综上，仲裁庭认定甲公司在合同履行的验车环节，故意隐瞒车辆真实版本信息，致使张某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，构成《民法典》及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规定的消费欺诈。

（二）仲裁庭裁决意见

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八条，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，故支持张某撤销《购车合同》的请求。《购车合同》撤销后自始无效，甲公司应返还张某已支付的首付款23000元。三倍赔偿为惩罚性赔偿，不以实际损失为前提，但应结合欺诈行为的完成度、过错程度综合认定。本案中，张某发现欺诈后中止交易，甲公司未收取剩余贷款13万元，欺诈行为未完全完成，故赔偿基数应按实际收取的23000元计算，支持张某要求甲公司支付三倍赔偿69000元的请求，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。

案例评析

本案围绕购车合同履行中的型号争议，明确了消费欺诈的认定标准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规则，对类似汽车消费纠纷具有重要参考意义，核心法律要点解析如下：

（一）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与认定

根据《民法典总则编解释》第二十一条及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，消费欺诈的认定需满足三个核心要件：一是经营者存在“故意告知虚假情况”或“隐瞒真实情况”的行为；二是消费者因该行为产生错误认识；三是消费者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（即欺诈行为与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）。

本案中，仲裁庭未仅依据《购车合同》的模糊约定认定事实，而是结合购车全流程的证据（价格表、App订单、贷款审核记录、异议反应等）还原张某的真实意愿，同时强调经营者的“专业注意义务”——作为汽车销售商，甲公司对车辆型号、版本信息的披露义务高于普通经营者，其在验车环节隐瞒车辆真实版本的行为，属于典型的“故意隐瞒真实情况”，且直接导致张某作出错误的验车及付款行为，符合消费欺诈的全部构成要件。这一认定思路既尊重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，也明确了经营者的诚信义务边界。

（二）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的适用边界

三倍赔偿的性质：本案明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的三倍赔偿为惩罚性赔偿，不以消费者存在实际损失为前提，其立法目的在于遏制经营者的欺诈行为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赔偿基数的认定：仲裁庭突破“合同总价”的单一计算逻辑，结合欺诈行为的完成度确定赔偿基数——因张某中止交易，甲公司未收取全部购车款，故以实际收取的23000元作为计算依据。这一裁判思路既符合惩罚性赔偿的立法本意，又兼顾了公平原则，避免经营者因未完全履行合同而承担过重责任，为类似“未完成交易”的消费欺诈案件提供了裁判参考。

（三）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权利义务平衡

本案中，仲裁庭既支持了消费者的合法诉求（撤销合同、返还价款、三倍赔偿），也未完全采纳其全部主张（按合同总价三倍赔偿），体现了权利义务的平衡原则：

对消费者而言，明确了购车时应注意留存证据，发现权益受损时应及时提出异议，为自身主张提供充分依据；

对经营者而言，强调了其在交易全流程的信息披露义务，尤其是在合同约定存在矛盾、车辆信息特定化等关键节点，应主动向消费者核实确认，避免因“故意隐瞒”或“疏忽遗漏”构成消费欺诈。

综上，本案通过对消费欺诈构成要件的精细化认定，以及惩罚性赔偿的合理适用，既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也为汽车销售行业的合规经营敲响了警钟，具有重要的实践引导意义。

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珠海国际仲裁院立场。

作者：杨娜